第一百二十四节北上抗日
现在出现西南联盟和红军“交战”这样的情况，等于范哈儿最终和红军真正决裂，当然让英美日，甚至包括德、法等国在内，都悄悄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大多数国家，他们这些国家，在外交层面上一致反苏、反共的。
甚至南方的李宗仁等势力，也是明确致电范哈儿，称反苏反共方是国军将士当前第一职责，愿意在抗击红军中，全力配合西南联盟的军事行动。
只是范庄的范哈儿，对于外界的这些反应，当然不会在意。他只在收到王家烈关于红军战力的评估电报后，脸上才一直笑容不断。
遵义郊外营对营的那一战，确实把那位贵州王给吓了一大跳。
毫无疑问，红军的装备，肯定不如他的那个精锐营，也因为范哈儿和红军打过招呼，约好了是小部队交战，所以兵力数目也差不多，本来以为十拿九稳铁定赢的战斗，就在红军勇敢忘我的战斗精神，加上神出鬼没的战术配合下，竟然让他整整一个营的精锐部队，根本拿红军没有办法，虽然其实部队没有真被“全歼”，但损失确实很大。结论很明显，如果他坚持要全部吃掉红军，那至少他整支黔军部队，肯定要伤亡七八成左右了。
得出这个结论后的王家烈，已经在电报中明确表态，决不再反对范哈儿借道红军的计划，坚决支持让这些“牺牲”精神充足的红军，全都北上抗日去，今后最好再也不要相见。
1935年2月，就在老蒋和部分势力期待西南联盟和红军大决战的时候，战场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坐镇重庆指挥的范哈儿，因为遵义被红军“攻克”，顿时“气得暴跳如雷”，几次召开记者会，声明西南联盟不会就此罢休，匆忙从滇、黔、川、康等地调集了十万大军，准备和遵义的红军展开决战。但就在这时候，红军却是悄无声息，突然返身对后面坐山观虎斗的国民党围剿部队，杀了一个回马枪。
包括刘湘、薛岳、何健等部在内，全都被这一次突击搞的晕头转向，匆忙之中，根本抓不住红军方向，让他们顺利突破背后的包围。
而在这个时候，红军在遵义期间的行动，也陆续被公开了出来。
期间除了红军利用整整一个月时间，进行部队的整编、物资补充和伤员的休整，其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经典大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在遵义范哈儿的二层小楼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和选择红军未来的行动纲领。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而对于未来的行动纲领，会议一致无异议的提出，红军的使命，就是北上抗日。所以接下来他们的进军路线将会选择北进，并且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国民党各派和西南军阀、其他独立势力，停止和红军的内战，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呼吁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放弃原有成见和恩怨，大家尽弃前嫌，齐心协力一致抗日。
会后，还对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和红军行动纲领，大体基本完成。
而红军对外通报这次会议的部分成果，呼吁停止内战、北上抗日，却是让外界大惊。
最先响应红军关于北上抗日呼吁的，是重庆几家知名民主人士开办的报纸，他们纷纷刊登文章，公开呼吁范哈儿和刘文辉等西南大军阀，要求停止和红军的内战，给他们一条北上的生路。与其将红军剿灭，流自己人的血，还不如送他们去抗日一线，做个对国家有益的牺牲。
随后立刻有更多的报纸和民主人士站出来，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甚至包括很多派系，也因为红军“北上抗日”的后好，一改前面态度，表示支持。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士，还是国民党的高层或者是高级将领。
其实到了1935年，日本想进一步侵略中国，甚至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被更多中国人所认清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刚好把他们想做而不能做，愿意做而做不到的工作，给承担了过去，当然会赢得他们的支持。
早在1933年11月，日本侵略机构“满铁”制订了《华北经济调查计划》，准备在华北各重要城市设派出机构，调查矿产资源、工业、交通、贸易、关税的情况以及其他各国在华利益及投资等问题。次年10月，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抛出《华北重要资源经济调查之方针及要项》，提出为“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并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须对华北经济资源进行掠夺。
国民党当局与外商银行达成停止出口白银的“君子协定”后，华北日本浪人私运白银却日益猖獗。当时华北地方当局曾报告南京政府：“近有日人在榆设机关四处，专为收买关内现洋，其价以关内通用钞票一百十二元，收买现洋一百元，致现洋流出甚多，虽经我官方查禁，而唐山遵化一带，奸商仍有私行窃运者。”“日朝人结伙公开私运，显系有组织之行为”，河北一地外流白银，“以日计十五六万元，如以月计约有四百余万元之巨数”。
从30年代初起，国民党政府开始对各主要经济领域与部门实行统制。193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此后相继设立公路、水利、农村建设、棉业统制、丝业改良等委员会，开始对棉、蚕、粮、渔、火柴、糖、盐、茶叶、煤油乃至整个金融实行统制。但从1935年起，这些统制受到日方的严重妨碍。在金融方面，日资银行以治外法权为由拒绝向中国方面交出存银约一千万元兑换法币；在日方武力要挟和冀察“特殊化”的借口下，平津等地收兑的现银5千余万元无法南运；被日方视作“蒋介石系统”的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在平津等地遭到排斥。
如此种种，不仅是亲近共产党的部分人士，其他大部分爱国者，包括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都对抗日的态度非常一致。
而就在红军这次与历史稍有不同遵义会议上，他们提出“北上抗日”口号，发生在华北的一次事件，也让全国各界极为愤怒，抗日呼声高涨，几乎众口一致让国民政府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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